，但它可能采取的形式、以及指导跨界水合作的原则和规则这些重要的问题仍有待解答。
互惠互利原则？
1997年通过的《联合国水道公约》（ ，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于2014年8月生效，该公约是国际水道管理的全球性条约，关键原则包括 “公平合理利用”、“不造成重大损害”的义务、数据交换以及合作。
中国、布隆迪和土耳其都对该公约投了反对票，作为亚洲大部分主要河流的上游国家，中国认为《公约》优先考虑下游国家的利益，且不符合其国家利益。
正如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现任主任、清华大学的钟勇在201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，《公约》没有充分考虑到，如果下游国家利用灌溉、水电等水资源开发活动要求对河流的优先使用权，这种行为将损害上游国家的权益。论文作者认为，下游国家往往对《公约》有误解，认为自己无需对上游国家负责。作者们还提出将“互惠互利”原则作为《公约》的一部分，下游国家应该承认上游国家开发资源的权利（反之亦然）。文章作者认为，这么做可以鼓励上游国家加入《公约》。
互惠互利的概念已经在中国政界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吸引力。与此同时，厦门大学、重庆大学等几所中国大学的学者们正在对互惠互利的理念作为《公约》的一项国际规范重新进行评估，以更好的反映中国的利益。这么做可以鼓励今后中国对该条约的参与。
走向包容性互惠
澜沧江-湄公河流域生活着超过7000万居民，从源头到三角洲横跨6个国家。鉴于流域各国与河流的关系各有不同，在河流的利用方面也存在竞争，因此各国就河流使用权展开合作是确保达成包容、公平和可持续结果的关键。“互惠互利”能否成为各国对整个澜沧江-湄公河流域基于规则的制度进行认真谈判的切入点？
首先，互惠互利原则若想在澜湄合作机制中增加政策吸引力，就必须与湄公河地区有关。截止目前，即便面临来自民间社会的压力，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下游政府试图限制中国在上游的开发。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，关于互惠互利的考虑减缓了中国迄今为止在上游的行动，包括一些单方面推进水坝建设的行为。如何评价和纠正大坝建设曾造成的隐患，对于推进“互惠互利”概念的合法性、以及恢复以《联合国水道公约》为基础的澜沧江-湄公河协定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。
第二，澜湄合作强调政府官员和专家的作用，而非民间社会更广泛的参与，但其对经济增长和大型水电站、急流爆破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强调不仅影响着河流的生态可持续，也影响着直接依靠河流资源为生的人们的生计。研究和从业人员普遍认为，为了实现水资源共享的有效治理，该地区需建立国家、民间社会、商界和社区成员都能参与进来的，上至国家间，下至地方的多层次机构。也就是说，有必要向 “包容性互惠” 迈进。然而，在澜湄合作机制能够提供真正的参与进程之前，民间社会团体和研究人员需要组织其他的研讨会和论坛，以听取广大公众的观点，并鼓励辩论。
第三，知识共享和创造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。政府间和专家合作层面上可以加强河流数据共享，如旱季流量数据的共享，还可以围绕知识状态展开深入讨论，包括湄公河委员会、以及该地区学术和政府机构的资源。截至目前，澜湄合作已经启动了一些范围有限的由专家主导的合作研究，可以扩大这些合作的研究范围，特别是在新的项目提出之前，评估现有水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。
此外，应该让更多研究机构参与对“互惠互利”和国际水利法规的研究，在各种来源的资金支持下，确保进行有建设性且严谨的辩论。各国还必须了解滨河社区以及各种民间社会研究倡议所掌握的知识，只有通过分享和谨慎考虑这些多种形式的知识，才能更全面的了解澜沧江-湄公河及其多样化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价值。
第四，应扩大互惠互利的概念，承认社会与自然之间基本的互惠关系。到目前为止，澜湄合作机制只把互惠互利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，并且将河流视为一种经济资源，保护河流充其量只是为了维护能够持续提供经济利益的工具。国际社会逐渐开始认识到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类保护自然的责任，这与许多东南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。因此，“生态互惠”应该保持一个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，平衡人类和非人类的利益。
互惠互利原则？
1997年通过的《联合国水道公约》（ ，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于2014年8月生效，该公约是国际水道管理的全球性条约，关键原则包括 “公平合理利用”、“不造成重大损害”的义务、数据交换以及合作。
中国、布隆迪和土耳其都对该公约投了反对票，作为亚洲大部分主要河流的上游国家，中国认为《公约》优先考虑下游国家的利益，且不符合其国家利益。
正如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现任主任、清华大学的钟勇在2016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，《公约》没有充分考虑到，如果下游国家利用灌溉、水电等水资源开发活动要求对河流的优先使用权，这种行为将损害上游国家的权益。论文作者认为，下游国家往往对《公约》有误解，认为自己无需对上游国家负责。作者们还提出将“互惠互利”原则作为《公约》的一部分，下游国家应该承认上游国家开发资源的权利（反之亦然）。文章作者认为，这么做可以鼓励上游国家加入《公约》。
互惠互利的概念已经在中国政界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吸引力。与此同时，厦门大学、重庆大学等几所中国大学的学者们正在对互惠互利的理念作为《公约》的一项国际规范重新进行评估，以更好的反映中国的利益。这么做可以鼓励今后中国对该条约的参与。
走向包容性互惠
澜沧江-湄公河流域生活着超过7000万居民，从源头到三角洲横跨6个国家。鉴于流域各国与河流的关系各有不同，在河流的利用方面也存在竞争，因此各国就河流使用权展开合作是确保达成包容、公平和可持续结果的关键。“互惠互利”能否成为各国对整个澜沧江-湄公河流域基于规则的制度进行认真谈判的切入点？
首先，互惠互利原则若想在澜湄合作机制中增加政策吸引力，就必须与湄公河地区有关。截止目前，即便面临来自民间社会的压力，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下游政府试图限制中国在上游的开发。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，关于互惠互利的考虑减缓了中国迄今为止在上游的行动，包括一些单方面推进水坝建设的行为。如何评价和纠正大坝建设曾造成的隐患，对于推进“互惠互利”概念的合法性、以及恢复以《联合国水道公约》为基础的澜沧江-湄公河协定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。
第二，澜湄合作强调政府官员和专家的作用，而非民间社会更广泛的参与，但其对经济增长和大型水电站、急流爆破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强调不仅影响着河流的生态可持续，也影响着直接依靠河流资源为生的人们的生计。研究和从业人员普遍认为，为了实现水资源共享的有效治理，该地区需建立国家、民间社会、商界和社区成员都能参与进来的，上至国家间，下至地方的多层次机构。也就是说，有必要向 “包容性互惠” 迈进。然而，在澜湄合作机制能够提供真正的参与进程之前，民间社会团体和研究人员需要组织其他的研讨会和论坛，以听取广大公众的观点，并鼓励辩论。
第三，知识共享和创造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。政府间和专家合作层面上可以加强河流数据共享，如旱季流量数据的共享，还可以围绕知识状态展开深入讨论，包括湄公河委员会、以及该地区学术和政府机构的资源。截至目前，澜湄合作已经启动了一些范围有限的由专家主导的合作研究，可以扩大这些合作的研究范围，特别是在新的项目提出之前，评估现有水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。
此外，应该让更多研究机构参与对“互惠互利”和国际水利法规的研究，在各种来源的资金支持下，确保进行有建设性且严谨的辩论。各国还必须了解滨河社区以及各种民间社会研究倡议所掌握的知识，只有通过分享和谨慎考虑这些多种形式的知识，才能更全面的了解澜沧江-湄公河及其多样化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价值。
第四，应扩大互惠互利的概念，承认社会与自然之间基本的互惠关系。到目前为止，澜湄合作机制只把互惠互利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，并且将河流视为一种经济资源，保护河流充其量只是为了维护能够持续提供经济利益的工具。国际社会逐渐开始认识到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类保护自然的责任，这与许多东南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。因此，“生态互惠”应该保持一个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，平衡人类和非人类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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